一九七四年夏天，学校里还住着军代表，老师们过着“走钢丝”的日子。 

一天中午，传达室的王老头来到我的窗下，小声招呼我说：“李先生，有你的电话，
是从美国打来的。”我脑袋轰的一下，好像被人打了一槌是的，昏昏的几乎跌倒，
“什么？什么？老王，你别开玩笑了，我这个‘特嫌’就差美国关系了。”在走往
传达室的几分钟里，我脑袋里立刻浮现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逼无奈的交代： “解放
后失掉联系的三个兄弟可能是去了台湾吧！”就这一个“可能”，我们全家遭难，
上至父母，下至子女，我立刻成了莫名其妙的特嫌。如今这突如其来的美国电话，
岂不是祸从天降？ 

用颤抖的手拿起电话筒，对方说：“喂，二姐吗？我是小亮。”我已木然，真是大
弟的声音。那是抗战时期，大弟十五岁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上学，我们分别已三十年。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可松访华后，才有了卫星电话，可是民间通话，却是件希
奇的事。对方却真是大弟的声音，我本应高兴，可是我怕啊，怕极了，我的心在流
泪 

“二姐，你好吗？生活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啊？”小亮，我想你，你的声音这么
清楚，是不是在北京呢？当时，我多么希望这声音来自北京。 

“我在美国，是在纽约家里给你打电话，咱娘呢？她好吗？”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抽
泣。 

“娘不在了” 

“什么？什么？什么时侯去世的？得的什么病？坟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声音
嘶哑的大弟哭了。 

“是心绞痛，坟在老家”我还能说什么呢？大弟哭的更厉害了。 

“怎么会在老家？在北京咱们土生土长的，怎么会埋到老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答他呢？在为难中，我编出了谎言。 

“在北京，人死了只能火葬，到农村可以土葬，娘怕火葬，所以早已安排去世后葬
于农村。”我们姐弟隔着太平洋痛哭失声。我脑海中又映出文革中的悲剧，一幕，
一幕。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一群红卫兵来到我家，抄了家，给娘剃了头，当时就逼着
娘回农村劳动。娘呆呆的，没有眼泪。我给娘戴上头巾，拿了两件衣服。当时娘已
经七十多岁，我写了张小纸条，塞在娘的口袋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希望
好心人在发现意外时，费心给我稍信儿。我又小声跟娘说：“如果在路上挨打，受
不了，你就跳河吧！”这就是平素最孝顺的女儿给母亲的临别赠言。 

母亲出发时，后面跟着一群红卫兵，他们是学校工友的子女，还有一些是老师的子
女，因没考上我们学校而到外校去上课，对学校怀恨在心，如今是报仇的时侯了。
 

学校离开火车站有二十多华里，一行人全不许坐车，母亲虽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一路上仍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我陪着娘走，我的背也被宽皮带抽的血水、汗水、
衣服都沾在身上，火烧火燎的痛啊！路上围观的人很多，这群刽子手更得意了，大
声的狂吠着：“他们是李鸿章的后代（乱扣帽子），该杀！”我耻笑这群魔鬼，我
们什么也不是，只因祖父是前清翰林，出身书香门第，没有一亩地却被诬为“地主”。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你们不是叫她下农村劳动改造吗？就让她上车快走吧！”
谢谢这位好心人救了娘和我。上了公共汽车，有坐位不许坐。到了北京火车站，那
里是人山人海，剃了光头的、挂大牌子的，到处是血淋淋。还有拖着打死的人，往
地下室扔。我带着浑身血汗排队买了票，送娘上了车，娘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没
掉眼泪，可是娘身上的血汗湿透了衣裳。上了车，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心如刀割，
娘终于脱离了这魔窟，娘啊，祝你一路平安。 

没多久，我收到电报：“汝母已故”。冒着与“阶级敌人”不划清界限的罪名，我
赶到两千里以外的老家，娘躺在一个柏木棺材里，那是土改时真地主的寿材，如今
给了这个假地主。 

农协主席一位老农说话了：“当年他祖父在世时，可没少给咱们乡里办好事，老人
们都没忘记，如今咱们要帮助他们。”村里出坟地、出车、出劳力挖穴！我感激农
民的纯朴，感谢他们的无私情意，就这样，娘安息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永远忘不了
娘的最后一面，是慈祥、无怨、无恨与无奈。 

这些事只能闷在心底，这是文化大革命，是社会问题，是中国事。所谓家丑不可外
扬，我不能讲给大弟听。 

“二姐，我想跟爸爸说话，他还健在吗？” 

“爸爸活着，可是他聋了，听不见，不能接电话”， 

“为什么？为什么聋了？” 

“人老了，一点也听不见，他住在我这里。” 

脑海里又浮现了悲惨的片段，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军人，敌伪时代留在北京赋闲
在家里，不肯为敌伪作事；解放后在家里安享晚年。文革风暴来临，历史是抹不掉
的，不管有无罪恶，一律是“反革命”。父亲喜欢的古玩、字画，破四旧时遭一扫
而光。挂牌游街，最后红卫兵逼他喝下“敌敌畏”。当我到家时，他已被打得皮开
肉绽昏倒在地，伤口上还被撒了盐和烟灰。我忍着悲愤，借了手推车，把爹推到部
队医院。医生先问：“什么成分？” 

我说：“成分不好，请您本着人道精神救救他吧！”灌肠后，我又把他推回家中，
从此，他再也不能发声，耳朵也聋了。 

一个夏日的早晨，一位好心的工友偷偷的对我说：“你父亲还在屋里呀？今天红卫
兵在先农坛开会，学校里走得没人了，你还不赶快把你父亲送走。”感谢他的提醒，
我赶紧把父亲送到两千里外的老家。这些事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弟弟。 

电话里我和大弟相对哭泣。 

“二姐，你有几个孩子？他们在上学吗？” 

“我的儿子六六年大学毕业，分到大山上，和工人同吃、同住、劳动。女儿六六年
初中毕业，到黑龙江参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学本领。” 

“好哇，到农村去学本领，太好了，不会再象咱们小时侯，韭菜麦苗分不清，肩不
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大弟还真开明，终于给电话监听得人一点安慰。 

他又问了许多亲戚的近况，我还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一一回答，因为我知道说
多了对自己无益。 

最后，“二姐，我要给你寄钱去，我在美国一家航空公司做事，已经作了十几年，
我会寄钱给你。” 

这下子可把我给吓坏了，接受美国的寄款，岂不成了特务经费？恐惧心理使我说话
也语无伦次。“不要，不要，千万别寄钱，我生活很好，不愁吃，不愁穿。真的用
不着寄钱。” 

我每月七十八元工资，六口之家，勉强维持，比起当时常说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
二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我满足了。 

四十五分钟的电话挂断了，我带着喜悦而又沉重的心情，来到驻军办公室找军代表
汇报。“老杨，我接到弟弟从美国打来的电话，我的社会关系又转到美国了。” 

“好哇！你可以给他们写信，谈谈你的幸福生活，别谈政治。”我感谢他的“宽大”，
可是我心里还是揣着一块石头。 

中美建交了，改革开方之后，使我有机会于八十年代两次赴香港与哥哥弟弟们团聚。
又使我在九十年代两次赴美探亲。在国外我游历了许多地方，使我大开眼界现在我
已到了当年娘的那个年龄，比起二老，我的老年是幸福的。每年我都会到二千里以
外的老家，去探望二老。但往事怎堪回首？